西安事變的歷史背景,需從國際與國內兩個維度來審視。

國際背景方面：

1935年7月至8月,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,重點探討了建立反法西斯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議題。

1936年8月15日,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中央發(fā)送電報,指出將蔣介石與日本侵略者等同看待是不恰當?shù)?認為無法同時順利地進行既反對日本侵略者又反對蔣介石的斗爭,并批評中共號召西南集團反蔣的聲明是錯誤的,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就共同抗日展開和談。

國內背景方面：

九一八事變的爆發(fā)是一個重要節(jié)點。1931年9月18日,駐扎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炮擊了東北軍的北大營,并向沈陽發(fā)起進攻,制造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。19日,沈陽被日軍侵占,隨后長春、吉林等地也相繼淪陷。九一八事變標志著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始。

數(shù)十萬東北軍遵循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,未戰(zhàn)先退。不到半年時間,東北三省全部落入日軍之手。1935年,日本帝國主義又發(fā)動華北事變,進一步控制了察哈爾,并指使?jié)h奸殷汝耕在冀東建立了傀儡政權。

隨著民族存亡危機的日益嚴峻,各界民眾都感受到了亡國的緊迫性。在這一過程中,張學良將軍執(zhí)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,先是失去了東北,隨后又失守熱河,其威信大幅下降,幾乎成為了民族的公敵。

1935年12月9日,中共在北平組織了大規(guī)模的大學生示威游行,喊出了“停止內戰(zhàn),一致對外”、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”的口號,得到了全國民眾的積極響應,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高漲,給實行“攘外必先安內”政策的國民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,這是一二·九運動。

兩廣事變,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,也在此時期發(fā)生。1936年6月1日,陳濟棠、李宗仁在廣州發(fā)表通電,強烈譴責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隊對中國領土的踐踏,決定率領部隊北上抗日,收復失地。6月2日,他們致電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(zhí)行委員會,請求準許粵桂部隊北上。然而,不久后廣東的將領和飛行員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,并對兩廣所謂的“北上抗日”說法進行了抨擊。最終,“南天王”陳濟棠垮臺,李宗仁也不得不向蔣介石表示歸順。

由于兩廣事變得以和平解決（尤其是未動一兵一卒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、實力最大且處于半獨立狀態(tài)的粵桂湘三省俯首聽命）,蔣介石將原本準備征討兩廣的中央軍全部北調,用于剿共,并計劃調離張學良的部隊。然而,由于蔣介石的過分自信,他僅帶領少數(shù)文武官員飛往西安,結果在西安事變中被全部扣留（因為當時論“造反”實力,張學良、楊虎城的部隊與兩廣部隊相比簡直無法相提并論）。

因此,史學家認為,由于兩廣事變的危機得以安然度過,西安事變在1936年的西安臨潼驪山“非爆發(fā)不可”。